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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開洋葷，首度上演檢察官靜坐抗議事件。

最高法院刑事庭年初作成決議，將法官為維護公平正義「應」調查證據的責任，限制在「專指」對被告有利的事項，致檢察界喧騰不已。檢察官吳巡龍發起今天至最高法院靜坐活動，抗議決議違反立法本意；檢察官協會不參加靜坐，但連署聲援「勿讓卸責的最高法院傷害司法尊嚴與威信」。

檢察官不滿決議，捨釋憲等法定途徑不為，寧採尋常百姓的抗爭方式與最高法院「較量」，此首創之舉，縱凸顯檢察官之怒，卻仍失之不經，連檢協會都未支持；然該主持正義的檢、院，竟吵到上街頭找眾人評理，究為哪端？

爭端種因於十年前刑事訴訟法的修正。修正前，法官主導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司法院主導修法，法官轉向聽訟，調查證據責任由「應」改為「得」。三個審級分工鮮明，二審不再重複調查事實，三審為嚴格法律審。逼使檢察官負完全舉證責任，儘量在一審確定事實。

許多檢察官有危機感，擔心與被告平起平坐後，和一起通過考試的法官漸行漸遠，淪為行政官。再加上社會還未脫離包青天式的法官期待，法務部借勢使力，透過立法協商增加但書的例外。亦即，為維護公平正義，或有和被告利益有重大關係的事項時，法官仍然「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二、三審功能調整也因律師界疑慮而原地踏步。

檢察官沒想到，修法十年後，最高法院以決議方式限縮公平正義維護的適用範圍，檢察官將很難以法官沒有盡到調查義務的理由上訴。決議雖朝十年前修法初衷邁進，促使檢察官擔負更多舉證責任，「回將一軍」之舉是否侵犯立法權，確有討論空間。

話雖如此，檢院的「恩怨情仇」仍難脫本位主義之嫌。檢察官未善盡舉證責任，不思如何改進，反而追著法官要求援手？最高法院可以透過個案嚴格把關，卻長期放任，致但書成原則，如今急轉彎收手不主動調查對被告不利事項，標準何在？

刑事訴訟法的公平正義，不應成為院檢交互推託卸責的代名詞。「得」「應」之爭至今恰好十年，也到了該省思檢討的時刻了。

從責任角度論，檢、院及各審級應清楚分工，才能究責進步。檢察官、法官都要調查證據，一、二、三審都處理案件事實的現況，美其名同負責任，其實誰都不必負責。因為有共業義務，就可以互推責任。

所以法官常說，檢察官舉證不足，怎麼判有罪；檢察官則常說，法官可以再調查，怎麼睜眼不查放走被告。此外，案子發回更審多次，事實版本不一，民眾霧裡看花，一旦出了問題，只見各審交相責，很難扯得清責任。

從司法資源論，資源有限，應作最有效分配。與其將人力物力部署在反覆更審，何不挪移到追訴犯罪的前端，打好偵查基礎。就像南投信義鄉毒殺四人命案，起訴時毒害原因不確立，神仙法官也難辦。

這不是犧牲少數個案的利益，而是改變「戰略」。當偵查資源充足，鑑識、法醫、蒐證能力精實，配合更嚴格的證據法則，有罪無罪早點確定，豈不比經年更審，死纏爛打的正義更好。

公平正義的概念非一成不變，會隨時代調整；從窮追猛打的「勿縱」到向無罪推定的「勿枉」靠攏，都蘊涵時代的價值。院檢與其對立、互槓，讓外界看笑話，不如共同坐下來對話。

院檢應檢討刑訴改革十年來的得失，凝聚動力，並邀請律師界推動新一波的改革，加入經濟面、究責面的考量，劃清權責，善用資源，訂出時間表，建立有效、迅速、貼近真實的公平正義。這樣的司法革新運動，才有時代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