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許有瑕疵，但並沒有實質的替代選項──到頭來，還是讓我們全體都比較富足。西方比起開發中國家更有效率、金融發展更為精密。而且科技是推動每個人進步的動力。對不對？錯。
本書將徹底顛覆各位讀者以往所接受的經濟概念。讓幕後事實無所遁形，展現這個體系真實的運作方式。
非洲能不能改變他們的地理位置和歷史？
我在這裡直指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歸咎於結構性變數，不過是試圖挽回一點顏面而已；但並不表示這兩者之間沒有關係。上面指出許多會對經濟成果造成影響的結構性變數，其中許多理論都是有道理的。像是惡劣的氣候可能阻礙發展。周遭圍繞的盡是貧窮、衝突頻起的國家，限制了他們出口的機會，而且比較可能受到鄰國的衝突波及。種族多元化或是資源的寶藏可能導致政治動態逆轉。不過，這些後果並不是無法避免的。
首先，這些結構要素發揮影響力的方式各有不同。譬如，自然資源充沛雖然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可是也可能促進發展。如果不是如此的話，我們壓根不會認為自然資源充沛的國家表現不好是負面的。自然資源讓貧國可以賺取外匯，進而購買先進的技術。把這些資源說成詛咒，就好比說所有銜著銀湯匙出生的孩子都會因為生來即有的財富而嬌生慣養，導致人生一敗塗地一樣。有些人真的會這樣，可是還是有許多人利用先天的優勢，進而超越他們的父母成為更成功的人物。某個影響要素是屬於結構性（也就是說，大自然或是歷史既定的），這個事實並非表示影響所及的後果便是命中注定的。
其實，當今富裕國家大多都有類似的缺憾，但照樣能夠突破萬難發展起來，這個事實便證明了以上所說的結構性缺陷並不是不能克服的。
讓我們先看看氣候的例子。熱帶氣候比較容易孳生熱帶疾病，尤其是瘧疾，對健康構成的負擔理應癱瘓經濟成長才是。這是個很糟糕的問題，但是可以克服的。當今富裕國家當中，許多以前都有瘧疾之類熱帶的疾病，至少在夏季的時候會有—不光是熱帶地區中心地帶的新加坡而已，義大利南部、美國南部、南韓和日本也都是。這些疾病再也不會造成重大傷害，完全是因為這些國家拜經濟發展之賜，改善衛生條件（這一點大幅減少疾病的發生）和醫療設施。這種氣候的主張面臨一個更為嚴峻的批評：那就是，許多富裕國家（例如芬蘭、瑞典、挪威、加拿大，以及美國部分地區）都為嚴寒的極地氣候所苦，對經濟造成的代價不下於熱帶氣候—像是，機器結凍、燃料成本飆升，以及交通運輸因冰雪受阻。沒有道理相信，嚴寒的氣候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會比酷熱的天氣好。寒冷氣候並未牽制這些國家的發展，因為他們有資金、技術可以因應（就跟新加坡因應熱帶氣候一樣）。所以，把非洲低度開發的問題歸咎於氣候，是把低度開發的原因跟症狀混為一談—氣候惡劣並不會導致低度開發；國家無法克服惡劣的氣候，只是低度開發的一個症狀。
以地理位置來說，許多非洲國家地處內陸的特徵常為人所強調。可是，瑞士和奧地利呢？這兩個國家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經濟體之列，他們也是地處內陸。有的讀者可能會說，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開發，是因為他們擁有良好的河運；可是，非洲許多國家也可能擁有同樣的利基：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的伏塔（the Volta）、馬利（Mali）和尼日（Niger）的尼日爾河（the Niger）、辛巴威的林波波河（the Limpopo）與尚比西的尚比西河（the Zambezi）。所以說，問題出在缺乏河運系統的投資，而不是地理因素本身。而且，北歐國家因為冬季的海面結冰，以往大半年都深陷內陸，直到十九世紀末葉他們開發出碎冰船才為之改觀。惡鄰或許確實會有影響，但未必是幕後的主因；看看印度近年快速的成長，這個國家地處全世界最貧窮的區域（比起先前所提次撒哈拉非洲地區還要貧困），他們也面臨衝突的問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長久以來的軍事衝突、印度的毛派納薩爾派（Maoist Naxalite）游擊隊、斯里蘭卡（Sri Lanka）的泰米爾─僧加羅族（Tamil–Sinhalese）的內戰﹞。
許多人會說是資源魔咒的問題，可是像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國家的天然資源比所有非洲國家還要豐沛，南非和剛果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或許是例外（ㄊ們顯示充沛的天然資源也可能是老天眷顧）。事實上，大多數非洲國家的天然資源並不富足，至今開採到任何重大礦床的非洲國家不到十二個。多數非洲國家的天然資源以相對值而言或許還算豐富，但這純粹是因為他們幾乎沒什麼人造資源（例如機械、基礎設施）和技術勞工。而且，十九世紀末期以及二十世紀初，全世界成長最快速的地區都是資源豐富的區域，例如北美、拉丁美洲以及北歐，顯示資源魔咒未必已經發威。
種族多元的問題在許多層面會對經濟造成阻礙，但我們不應誇大其影響力。其他地方也有種族的多元性。就算不看美國、加拿大、澳洲這些移民社會的種族多元性，歐洲當今許多富裕國家還是深受語言、宗教和意識型態的分裂所苦—特別是理應容易爆發衝突的「中等程度」（幾個族群，而不是無數的）。比利時有兩個種族（如果你們把說德語的少數民族也算進去的話），瑞士有四個語言和兩個宗教，而且經歷了多次因宗教而起的內戰。西班牙的少數民族也有嚴重衝突：加泰羅尼亞（Catalans）和巴斯克（Basques）（甚至曾經涉入恐怖主義）。瑞典由於曾經統治過芬蘭五百六十年（從一二四九年到一八○九年勢力退到俄羅斯為止），所以有大量說芬蘭語的少數民族（大約人口的百分之五），芬蘭也有說瑞典語的少數族群，規模大致相同。以此類推。
就算東亞國家，他們理應受惠於種族的同質性，但還是有嚴重的內部分裂問題。
各位可能以為臺灣具有族群同質性，因為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但人口分為兩個（或四個，如果你們更細分的話）彼此敵視的語系族群（linguistic groups）（外省人vs臺灣人）。日本少數民族的問題也很嚴重，有韓裔、琉球人（Okinawans）、愛奴人（Ainu）、部落民（burakumin）。南韓或許是全世界語系族群最具同質性的國家之一，但並未因此避免同胞互相仇視的問題。例如，南韓有兩個區域彼此仇視的情形特別嚴重（東南部和西南部），甚至到有些人不准子女和「另外一邊」的人結婚。有意思的是，盧安達（Rwanda）語系的同質性跟韓國一樣，儘管如此，盧安達還是爆發了種族淨化，先前主要的少數族裔圖西族（Tutsis）遭到多數胡圖族（Hutus）屠殺—這個例子印證了，「族群」是政治的，而不是天然的侷限。換句話說，富裕國家並未因為族群異質（ethnic heterogeneity）所苦，這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問題，而是因為他們的國家建設做得很成功（這個過程，如我們稍後所說，通常並不愉快，而且甚至會衝突迭起）。
人們說差勁的機構牽制了非洲的成長（確實如此），但當富裕國家的發展程度跟現今的非洲國家類似時，他們的機構品質卻要更差得多。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不斷地成長，並達到高度的開發。他們建立品質良好的機構，主要是在經濟發展之後（至少是緊接其後發展的）。這點顯示，機構品質固然會影響經濟開發，但同樣也是經濟開發的成果。有鑒於此，機構品質差不能用來解釋非洲未能成長的原因。
人們會說非洲的文化「差」，可是當今大多數的富裕國家也都曾有這樣的汙名，如我在前一本著作《富國的糖衣》（Bad Samaritans）之中，講述懶惰的日本人和不老實的德國人（Lazy Japanese and thieving Germans）這一章所描繪的。二十世紀初葉之前，澳洲和美國人若去到日本會說日本人懶惰。十九世紀中期之前，英國人若去德國，會說德國人太笨、太個人主義、太過情緒化，使得經濟難以開發（德國那時尚未統一）—這跟現在他們對德國的刻板印象正好相反，但人們現在對非洲人的看法就是如此。日本文化和德國文化隨著經濟開發而出現了轉變，這就像，人們出於對高度組織的工業社會的需求，行為會變得更有紀律、更加算計、合作。所以，文化主要是經濟開發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把非洲（或是任何區域、任何國家）低度開發的問題歸咎於本身的文化上，其實是錯誤的。
所以，對非洲（其實別的地區也是如此）經濟開發構成障礙的結構性問題看似無法改變，但通常是可以（而且曾經）透過改善技術、加強組織技巧以及改善政治機構的品質來克服。大多數當今的富裕國家本身，以前都因為這些狀況所苦（至今在某個程度上還是如此），這個事實就直接印證了這點。而且，儘管這些障礙（型態往往更為嚴重），非洲國家在一九六○年和七○年代並沒有問題。非洲近年來未能成長的主要原因在於政策—主要是SAP對非洲大陸施加的自由貿易、自由市場政策。自然資源和歷史並不會導致一個國家陷入某個特定的未來。如果問題是政策造成的，那就可以更為輕易地扭轉未來。我們未能認清這點的事實，才是非洲真正的悲劇，而不是人們所說經濟成長一直沒有起色的沉痾。
（本文轉載自張夏準之書《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中文譯本由博雅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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